真羡慕麦家碧和谢立文，羡慕他们十倍于我们的想象力和情商，羡慕这样一部随时可能蹦跳出小小滑头和大大背叛的动画片，仍旧可以那么的童叟无欺。

麦兜系列其实从来都不是儿童电影，而且，从创作的初衷考虑，它也不可能被儿童化。《麦兜故事》算是喜忧参半，《菠萝油王子》简直叫人伤心欲绝，今年，《麦兜响当当》进军内地，赶上了暑期档，基调上“合群”不少，可是，它的许多玩笑，以及它的眼泪，仍然是小孩不能懂的，甚至可能更加难懂。电影院里，我五岁的小侄子在旁边，坐立不安，还好，看电影送上好佳，他一路吃，缓解很多烦躁。

麦兜系列一贯是成人世界的化整为零，化繁为简。这只出生在香港九龙大角咀的小猪，相貌平平，资质不灵，他那尚未发生但已经在银幕上被设想无数次的一生，或可以拿麦太在《菠萝油王子》里常用的睡前故事一言以蔽之：“从前有个小朋友，呆呆的，后来，他变成个大叔。”他的生活往往和高大理想相联系，但最后，他始终停留在凡人的小板凳上。他表达最原始的情绪，用傻懵懵和哭泣应对一切，而我们坐在电影院里，看他的笑话。

到了《麦兜响当当》，当即将上山学艺的麦兜拽着要暂时分别的麦太哭喊：“我不要托运！我不要托运！”这时的傻懵懵和哭泣显得更加无措。电影里，麦兜接受多元智力测验，教授给了一句评语：“他不是低能，它只是善良。”这句话在银幕上，用的是创作者麦家碧的手书。麦家碧说，写完之后，她有些后悔，觉得字体太软：“我想写得硬一点，就是表现得肯定一点。”这句用手书体重点突出的台词，很可能会在今年夏天充分扩散热度。不过，我倒觉得，一部电影下来，这句话未见得那样有分量，嫌软的不是字体，恐怕是“善良”这个词。善良是没错，但“善良”这一枪不好虚晃，麦兜的新故事，也没那么简单。

《麦兜响当当》新增的重要内容，是麦兜的前世今生。这一回，他仍旧没有爹，倒是有了个祖先。“麦子仲肥”可谓全片最滑头的部分：他是我国“一位极次要极次要”的思想家和发明家，他发明了电饭煲，但是忘了发明电；发明了隐形眼镜和隐形裤袜，但是鉴于没人看得见，所以没人承认；发明自动取款机，是因为赖账被人点穴，强迫吐出银子。总之，永远是“差那么一丁点儿”。影片用麦子仲肥、《清明上河图》和《天工开物》完成了麦兜的“北上”背景铺垫，当然咯，这个背景是虚的。“麦子仲肥”算是创作者的一个理念，拿来讲中国人的故事，好脾气，不贪心，一方面可能成为天下第一，一方面又好像常常受委屈，自大和自卑并存。而这种大而化之的民族经验表述，要以“认祖归宗”为手段同香港小猪的日常生活精神牵连到一起，后者在自我表达之余，需要实现对前者的呼应和继承。

影片里的生态政治和地域政治不可谓不显著。一开头，是经济衰退的香港和面临拆迁重建的大角咀，麦太转了一行又一行，终于在广告面试失败，麦兜的音乐教育又无着落的档口，决心向内地发展。我们也由此进入了另一个空间。不费多少力气就可以感觉到，电影里的两个空间之间是有距离的，从香港到武汉的过程中，作为故事背景的地理环境显然虚掉了，符号化了。首先麦太要带麦兜去三峡游览，到了武汉，他们就去夜市吃热干面，吃完还要相视一笑；到了上海，就拍东方明珠，但与此同时，影片里没有任何一个内地人的形象，唯独麦兜上山习武之后，把大便拉在裤子上，被小朋友指名道姓喊成香港人，其他时候，在可能的身份冲突方面，始终很沉默，但也不是那种擦得干干净净的沉默，而是有点顾左右而言他的味道。不过，当麦太独自倚靠在简陋的小旅馆阳台上，望着对面的港式茶餐厅默默出神的那一刻，我们的心里还是会轻轻地震一下。

如果要抱怨的话，没错，整一出《麦兜响当当》，始终有大块气团盖顶，这个气团，就是麦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国族风景之塑造”。这种生态下，很容易带来弹眼落睛的效果，正如影片放映前屏幕上块头压倒正标题的“SMG”字样。不过，我们依然应当感激的，是创作者在符号化的生态环境下对日常生活空间孜孜不倦的追求和争取，以及对于细节一以贯之的充满灵性的构思。

麦兜上武当山学武，妈妈给他带了一箱橙，一箱方便面。上了山，他是孤独的小朋友，有一天，道长假扮的熊宝弟弟建议他要多和同学们交往，这时候他想起了自己那一箱橙，他决定请同学们吃橙，可是同学们却要求吃他的方便面。于是，一圈小脑袋把道长的炼丹炉围了一周，麻辣味的、海鲜味的、牛肉味的，扑通扑通扑通，煮成一锅汤。而在另一个小朋友离开的时候，把自己的盒饭留给发呆的麦兜：“你吃吧。”虽然我们的小猪还是那样傻懵懵，可是，在武当山上把方便面分给小朋友的麦兜，显然已经不完全是那个在香港的幼儿园里握着同桌送的雪白橡皮舍不得用的麦兜了。不过，串联起这种微妙变化的，仍然是小朋友的基本愿望，背后是麦氏雷打不动的朴素逻辑，和微言大义的聪敏心机。

电影最后，麦兜当仁不让输掉了比武，功夫熊猫也没有带来奇迹。麦兜以他一贯的求败精神，坚守了自己部分的胜利。比赛后，他回到香港，发挥起手工的特长，重新制作祖先的发明“报时鸡”，开始妄想式的新生活。他的不切实际，同他的孤军奋战一起，躲进这部可以看作有“变味”之嫌的电影里。确实，他没有变得更好，可他仍然是最好的。

读了《你要得太多》和《只怪生活太残酷》两篇文章，我觉得对于我们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而言，人生接下去的道路还很长。因此，我们需要为未来作出一些预测和准备，并以此来对我们人生中的收入作出一个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安排，而不能够仅仅只顾眼前自己的一些感觉。

我是这样来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包括我自己——作出预测的：

一、人口方面：

中国的人口结构会在大约2015年进入拐点——老龄化，并且老龄人口将持续增长，我们可以从我们父母的年龄感受到这一点，这将会对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产生如下影响：

1. 需要更多的养老费用，2个年轻人支持4个老人。我们现在的一些人可以用4个老人的钱给2个年轻人买房子。将来轮到我们还债了，所以我反对现在用父母的钱满足已经是成年人的自己的需求。相反，我们应该为他们做财务上的准备。

在这方面，最好不要对政府报有幻想，连美国日本政府都觉得养老医疗力不从心，何况我们这个大吃大喝的政府。

2. 给子女教育的费用。政府已经把这方面的责任都丢给了我们自己。我们必须为此作出充分的准备。

我希望将来我能有2-3个子女，因为可以减轻他们这一代人的压力，其实只生一个孩子是违反自然和经济规律的。而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将承担这样的代价。

3. 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将在2040年左右到达老龄化，我们还要为我们自己的养老做准备。在面对了上面两项巨大的压力后，我们还有多少资金给自己养老？

同样，也不要指望政府，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这种问题。

总而言之，在一个倒金字塔结构的人口环境下，除非国家非常富有，否则生活一定是比较艰难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希望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能够有这样一个思想准备，不要到时候措手不及，更不要对未来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经济方面：

看完了人口，我们来看看经济。其实，经济和人口是有这密切的关系的。

1. 企业收益下滑。

中国以及世界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数量下降，意味着很多产品的需求下降，尤其是中低端的产品，而我们国家恰恰就是主要生产这些产品的，这意味着企业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人口老化导致企业劳动成本上升，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现象。这两方面的压力导致企业利润下降——这已经发生了。

看看我们现在很多幼儿园，初中，高中人去楼空，我们可以看到不久的未来，一个个大学城也会面临一样的问题，然后很多企业也将看到这样的问题。

而我们国家还在大幅扩大投资和增加产能，这将加大未来产能过剩以及银行坏账。

因此，未来我们的收入面临结构性下降的风险比较大。

2. 利率上升

我们国家的利率目前是因为政府的干预而低得不合理的。

由于人口多，尤其是喜好储蓄的中老年人多，所以有大量的资金还能留在银行。很多50至60岁的人，他们含辛茹苦一辈子，攒了几十万，很不容易。

但是我看到身边的很多年轻人，工资比他们父母当年高多了，却很少有人懂得储蓄和预防。相反，他们大量消费、负债，甚至花了他们父母的辛苦钱，比如用父母的钱买房就是一个一代人用掉3代人资金的最好例子（第三代人是指我们应该给我们子女的）。

这样的消费速度和习惯，以及将来人口的减少，最终会导致银行储蓄下降。而我们国家还远远不具备美国那种对国际资本的长期吸引力，这必然导致国内资金成本上升，从而抬高利率。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以为贷款利率很低，负债几十万甚至百万买房觉得还可以负担，但是中国绝大部分的按揭利率是浮动的（和美国不同），一旦利率上升，很多人是根本负担不起的。

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存了一笔100元的一年期定期储蓄，当时的存款利率是10.98%。现在很多年轻人根本没有这种概念，觉得利率好像永远应该是1-2%，那是大错特错，一旦利率在某一个时间段内突然上升，会使很多人资不抵债，而我们国家连一部完善的个人破产法都没有，甚至企业破产法都很幼稚。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将无法摆脱债务。

因此，未来利率上升的可能性比较大。

3. 借款

当我们未来遇到经济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如果急需5至10万以上资金时，比如父母看病，子女上学，以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几乎难以面对。

而我们大多是独生子女，一旦自己把钱借给了我们的同学朋友后，当我们自己也面对类似问题时，我们自己就会捉襟见肘。而现在很多人还欠着银行一屁股债。

因次，我们未来很难从我们同龄的友人那里借到足够的资金来面对突发事件。

从以上三点来看，我们现在在财务上最好增加储蓄，减少负债。而我们很多年轻人恰恰作出了相反的动作，这将增加未来的个人以及家庭的风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将要面对的是非常严峻的未来，将来我们对于父母和子女承担着相当大的责任和压力。

而为什么现在我们还在为自己的一点点所谓买房的安全感大动肝火？有谁愿意看到自己的父母生病时无钱医治？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比起我们现在个人的一点点感觉重要的多，因为那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要买房子，只要有钱，什么时候都能买，随便挑；但是父母和孩子都是我们的唯一。

我记得在我读小学的时候，经常和我妈妈去市百一店，那里的电子游戏柜台前经常有不少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在玩游戏机，当时还是任天堂红白机，玩那个魂斗罗，很多人都很喜欢，我也经常在旁边看。但是游戏机价格很贵，我记得好像要500至600元。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孩子坐在游戏机柜台的地上嚎陶大哭，因为父母无法给他买游戏机，

而他非要买，因为他太喜欢了。

我想，对于他这样年纪的孩子而言，一台游戏机确实是天大的事，但是我相信，当他长大了以后，会觉得这完全是一个无所谓的东西。即使要玩游戏机，现在的PSP比当时的游戏机好玩多了。这就是认知的局限性。

我想，我们现在很多人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在我们现在二三十岁的年纪，觉得好像一套房子是天大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再过10到20年，当我们经历过风雨后，我们会明白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回首看我们当时的选择和表现，会发现那是多么的无知。

看看历史也一样，曾经谁愿意嫁给“右派”？都想嫁给那些“根红苗正“的，现在呢？曾经结婚要买的4大件，现在还有谁会在乎？

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够认清形势，懂得趋利避害，懂得轻重和取舍，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牺牲长远的发展

“不是说农村缺教师吗？我有心想为国家做些贡献，但现在连个机会都没有！各地都暗设门槛，专科生到哪儿都投不出一份简历，难道大专生连去农村当教师都这么难吗？”这是一名四处碰壁的大专女生面对广东省教育厅官员发出的心声。

好直爽的女孩子！快人快语，正合我意——如果社会不需要大专生，索性就别开设那么多专科院校，要么大学教育，要么职业技术教育，不好吗？如果你承认专科生的价值，那就别设那么多门槛——门槛多了绊倒人，随便绊到一大片，作为下绊子的人，又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今天的政策制定者，当年也都是念书出来的。无论什么年代，学历不硬总会导致直接或间接的歧视，比如70年代那批工农兵大学生，又如90年代很吃香的中专毕业生——要知道当年可都是学习好的孩子才有资格考中专，没想到现在却成了低学历的代表。大家都是过来人，自己受过的歧视，却还要让后来者继续承受。如果有一天，市场上也不需要本科生了，所有的招聘通知上都印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字样，我们能接受这一事实吗？

据官方数据，今年全国足有600万应届毕业生投身就业大军，这些年轻而缺乏经验的孩子在市场上茫然、无助，任人宰割。遥想当年毕业时，扩招政策刚开始，北京高校里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毕业生分四种人：京男、京女、外地男生、外地女生。在赤裸裸的地域歧视和性别歧视下，最难找工作的当数外地女生，比如我这样的陕西孩子。好在当年的竞争还没有现在激烈，经过一番摸爬滚打，我和我的同学们总算凭借自身努力找到了安身之所，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可是，在迈出这一步之前，再难的情况都可能遇到。最近我家里也蹲着一位来京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我的老妹，我对她的总结是：缺乏竞争力的典型代表。论学历，她毕业于某名不见经传的小本科。论专业，她学的是软件工程，但没拿到流行的微软、思科证书，只会做一点简单的雕虫小程序。论英语，埋头苦学四年，仍在及格边缘。就这么一个孩子，把她扔到北京的人堆里都找不着了。

在狂投了几十份简历，挤了大大小小的招聘会均无果的情况下，老妹仰天长啸：找工作为什么这么难啊！他们为什么都连个面试机会都不给我啊！我怎么就没有一技之长啊！我怎么就混得这么背啊！

我给老妹三点建议：第一，无论你内心多么不自信，都不要在用人单位面前流露这一点。没错，你非名牌大学出身，你英语没过四级，但那又怎么样？你聪敏上进，你吃苦耐劳，你长相漂亮口才好，待人接物礼貌多，这些都是你的优点啊！面试，就是要自我表扬，推销你的优点，不要为自己没有的东西而自卑，而要努力把握自己拥有的资本。

第二，主动点，不放过一切可以把握的机会。比如投简历，你以为投出去就算完了？人家HR一天收多少封简历啊。别守株待兔啊，给用人单位打电话请求获得面试机会，充分表达你的诚意，真诚有时比其他外在条件更能打动人。

第三，找工作是一场持久战，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毅力。不要幻想自己两个月甚至两周就能找到工作，尤其在当前低迷的经济环境中，更需要一颗甘于等待的平常心。但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备战。比如你英文不好，就去报一个适合自己的英语班，也许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你某项专业知识学得不好，但你心仪的职位又需要掌握这门技能，那就花点时间去补上你的短板。备战越充分，成功率越高。

最后一句送给所有的求职者：相信自己，不言放弃，你永远是这个社会需要的人。

1988年秋，在改革10年之际，我们写过一篇长文。文章开头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点现在恐怕很少有人怀疑了。8亿农民开始卷入商品经济生活的历史性变迁，国民生产总值连续10年以年平均9.3％速度的增长，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人均福利水平的提高，为中国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改革较早地陷入了举步为艰的困境。‘英雄时代'过后的解放情绪逐渐被‘摸着石头过河'的失落感所代替。西方文化的进入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甚至厌恶，原有价值评价标准的混乱没有解决，而且似乎加剧了。同时，通货膨胀压力的不断增强，社会腐败因素的恶性膨胀，收入不公平和机会不均等的急剧发展，农民的初步进入造成的社会生活空间令人压抑的拥挤，统统汇成了种种说得清和说不清的社会不满。……所有这些都暗示着，中国改革经过10年的匆匆行进，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历史转折关头。”在文章的末尾，我们总结10年改革的基本战略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并未走到尽头，中国的文化并未预先注定中华民族向现代化转变中将再次磨难，中国人只要克服焦躁情绪，选择正确的战略转折，是可以避免动乱或停滞的前景，而争取腾飞的前途。    

30年的最大成就

后来的发展表明，历史并不是简单地选择了一个路径，从1989年起，中国经过一个短暂的动荡，稍稍的停滞和迟疑，然后迅速走上了腾飞的大道。

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就，国内外的观察者都很少有分歧，就是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从一个人均国民收入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走到了人均GDP2360美元这个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入门的门槛。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改善了几乎所有人的生活和福利水平，而并不是只惠及少数人。迄今为止，中国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停滞陷井或在经济增长期所出现的那种社会两极化的大规模对抗和动荡。亿万中国农民，在继续保有中国历史上最平均的土地使用和收益权的同时，通过进城打工，普遍显著改善了收入和生活水平。无论农村本身还是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大体上围绕0.35的水平在波动，仍然属于比较平均的收入分配差距。

那么，中国为什么取得了这样的经济奇迹？人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主流的说法是说因为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搞了市场经济，从而搞对了激励。界定了产权包括私有产权，这当然很有道理。不过，搞开放式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太多了，为什么独独中国有这样的经济成功？况且要说私有产权界定，许多发展中国家比中国还要彻底的多，搞市场经济也没有那么多框框禁忌，为什么他们几乎很难与中国相提并论？当然也有人说，在东亚模式里中国并非绝无仅有，与经济起飞时期的亚洲四小龙相比，除了规模大，中国也无特别。但大国外向型经济成功，本身就是奇迹。同时这种说法隐含着一个未加证明的判断：中国延续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也会马上结束，因为可比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期一般最长也只有20——30年。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中国显然面临更大的问题：为什么过去高速增长的动力已经耗尽，中国又将如何面对一个不同时期的挑战？

四大原因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找出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又使社会普遍受惠的真正原因。在我们看来，这大体上有以下四方面：

一、在确保自我主权的前提下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因此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

对外开放对中国的推动作用并不下于改革，这是很多人的感慨和共识。从文革后中国的极度封闭和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巨大差距起步，中国人实行了坚决而又有步骤的对外开放。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对外依存度，从只占GDP的10％以下，到65％以上，只是一个标志性的指标。发达国家资金、技术、设备、管理制度与经验乃至各种信息的全面涌入，对当时中国社会所起的振聋发聩的催化作用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因此，说中国30年的经济奇迹主要得益于利用了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肯定没有什么错。同时应当看到，从文革后的统治经济和思想禁锢，只经过短短的30年，中国就极大地缩小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惊人差距，没有导致自身的迷失、瘫痪、分裂或解体，而是大大地增强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很多方面已经具备了和发达国家交流和对话的能力，这绝不是一个简单和无保留的开放能够做到的。这里至少包含了两个最重要的机制设计。一个是对外开放特区的陆续设立和发展，使得开放能够既大胆放手又有梯度的扩散和传导，二是本国对经济命脉的垄断和控制，从而保证了对外开放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最大化的导向。

二、坚定然而又是渐进的市场化和有限私有化提供了持续改善的激励和资源配置，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家族寡头化和大规模的社会对抗。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没有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一下子取消或废止计划体制，而是承认计划经济的现实和存在合理性，采用了放调结合、双轨推进的途径，逐步发展市场经济和转化计划体制，因而避免了许多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断、混乱和经济滑坡，保持了一个持续高速发展的增长趋势。市场经济激发了个人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去满足任何能带来经济收益的社会需求的动力，从而迅速带来了供给充裕、经济繁荣和社会富硕。中国的私有产权的发展也是经历了个体户经济、家庭私有财产的发展、扩大和普遍化、承包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和私营资本经济的渐次发展阶段，使得社会有一个认识、适应和调整的过程。

同时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化和私有产权的发展，始终保持了混合经济的形态，就是市场领域和政府干预和调控的领域并存，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并存，从而保证了宏观的可控性和稳定性，避免了社会的分裂和对抗。中国一方面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另一方面又保证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关键领域的控制，同时通过废除官员的终身制和世袭倾向以及持续不懈地反腐败努力，比较成功地扼制了中上层政府官员将国有资产大规模转化为私人或家族资本的企图，使国家的经济命脉没有落入家族寡头的手中，避免了国家层面的经济家族化或官商勾结的演变，而这在一个血缘关系传统深厚、法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本来是经济自由化过程中最容易出现，从而导致社会对抗和动荡、经济增长中断的陷井。

三、基于既得的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通过统分结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既改善了农民的境遇，避免了土地兼并，又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供给和土地供给。

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中，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以城乡隔绝的二元经济结构为基础的，这就是实行了最严格的人口迁移管理和城乡户籍管治制度。中国经济改革的起步，不是去取消或直接冲击这种二元经济体制，而是在农村保存原来集体经济的框架下，引进了家庭土地承包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平均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从而迅速地解决了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中的经济激励问题，大大提高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普遍福利水平。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更大意义是它解放了原先被计划体制和集体生产方式所禁锢的农村劳动人口，从而诱发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连锁反应。

首先，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农民迅速从边际投入接近于零的单纯粮食生产向边际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等农副产业转移投入，接着是创办乡镇企业，向离土不离乡的非农产业转移，再后是出现了全面向城市和工业转移的农民工劳动大军。农民工逐渐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既极大地冲击和动摇了原本僵化的国营企业的用工制度，又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供给。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和延续，包括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工业和城市中的很少保障的非正规就业，和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制提供的务工农民在家乡有一小块均分地的安全保障相配合，极大的降低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造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政府垄断征地使城郊土地改变用途的级差地租主要落到了城市政府手中，这样就为城市的迅速扩张和升级提供了财政来源。显然，劳动力的解放和自由流动，很少保障的非正规就业，作为最终保障的均分承包土地，垄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低价征地，是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最重要源泉的之一。

四、中央集权下的财政分灶吃饭和地方竞争。

中国作为一个幅源辽阔、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史以来就是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特别是权力划分上也是多次拉锯和反复。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放权让利开始，从大一统计划经济的一个大灶吃饭，改为分灶吃饭，中央和地方之间也是从1980年起，就“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其间几经变动，包括1994年在按照1993年中央和地方分成基数的基础上，实行不同比例的分税制，保证了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分成规则的透明性和稳定性，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分灶吃饭则是改革以来一以贯之的大格局。

由于中央政府垄断了货币证券发行权和政府发债权，在中央给定的规则之下和之外，千方百计地组织地方政府掌握的其它全部可能的资源和增加财政收入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谋求发展的唯一途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的这个改革开放总方针指引下，各级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地方有限责任公司，统筹调动和配置地方各种资源，包括与上级政府及部门讨价还价、争取更多垂直资源。创造更有利于资本流入的外部条件，使用更有吸引力的财政税收返还和土地优惠，成为招商引资的主要手段。这样，在私人资本和外部资本以及劳动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竞争。中央政府对统一市场的维护和对地方封锁的抑制，以及地方政府对外来资本的渴望，以及地方市、县一级政府的国企已经很少且一般退出了竞争性领域，大大削弱了地方竞争中的地方垄断和地方保护。地方所有制主导的资源整合与自由流动的劳动资本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私人资本发育和规范不足的产权替代，它在丧失一部分效率的同时，又以规模经济和公平效应进行了补偿。从而使中央集权、统一市场下的地方竞争，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由此可见，中国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既不是简单模仿移植别人现有模式的结果，也不是其他人能够拷贝复制的普遍模式。

（作者简介：华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罗小朋：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张学军：华夏认证中心研究院院长；边勇壮：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他们均为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

这个世界上，也许每天都有“耳光响亮”的事情发生。10月5日的“掌掴事件”，跳出了日常摩擦的语义链条，一位名叫阎崇年的清史研究者在签名售书的现场，遭人掌掴。而被拘留多日后，打人者离开拘留所，受到英雄般的接风，一如英雄出狱。

掌掴者网名“大汉之风”，原因并不是因为阎老先生踩了“大汉之风”的脚，或者抢了他的女朋友，肢体冲突的原因有两个层面：1、“大汉之风”不能容忍阎先生美化清朝，因为前者更愿意美化汉朝。2、“大汉之风”申言，自己的话语权被剥夺，他更愿意美化汉朝的声音，没有平台传播。当然耳光响起的声音现象学，具有中国特色的发生机制，或者话语权的分配机制，这就是：阎先生宣讲清史的讲台在CCTV“百家讲坛”，CCTV经常“为民代言”——惯用语：代表全国人民。“人民”可不是那么好代表的，人民是异质的群体，他们分属不同阶层，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因而CCTV的病理在于：强制“人民”同意，一厢情愿地做起了“代表”——比如大年三十，强制十几亿人观看该台的春节晚会，制造“万众一心”的整体幻觉。CCTV成就了话语平台霸主的地位，相应地，走入CCTV的观念、知识、文化宣讲者，分沾了霸权红利，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总是看着CCTV的主持人，那么的不顺眼，所有人都是无辜的，发生的一切却并非是纯洁的。阎先生只不过是国家电视台傲人霸权的肉身显现，这一耳光，其实是针对CCTV。打具体的个人，个人与个人的肢体冲突，属于社会治安管辖范畴，但谁要敢冲击CCTV，属于什么范畴，大家都知道。

毫无疑问，“大汉之风”成了义士与勇者，在他被拘留释放的当天，网友们摆下接风盛宴，倾听激赏他的“豪言”与“壮举”。

在公共生活秩序失范的时候，比如奶粉厂成了化工厂；国家公职人员出国考察，故意失踪；作家的著作被海关查禁，理由是内容违禁，作家问：违背了哪条禁令，回答：不告诉你，这是国家机密，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当事人无权知晓的秘密禁令，还有当事人所不知道的禁令之“违禁”——逻辑悖论，也许逻辑是有阶级性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不能免于恐惧的折磨，包括有权有势者与无权无势者。猜谜、揣测、流言、谎言、不信任像空气一样存在，成了人们不易觉察的自然呼吸。

敬重长者，呵护幼弱，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但这流露的管道被腐蚀，现在已经锈迹斑斑，长者不知天命——“天命”，冯友兰先生解释为道德律令，幼者失去纯真，比如开幕式假唱事件，固有的权力结构周转不灵，每个个人作为权力载体，出现了功能性紊乱，权力流转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呈现给人们的就只有荒诞、暴力与狂躁。

用耳光代替辩论，暴力演习已走进知识场域。毕竟阎老先生是学者——他没有武器与警棍，执法是强制性的，但滥用强制，欺凌无辜就是暴力的。公职部门滥用合法暴力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是最具示范效应的社会暴力教育。暴力使用者因为其内心的虚弱，才会享受暴力时刻的满足感。比如广电总局的惯用语——封杀，封杀演员，查禁文化产品，这杀气腾腾的管理模式，不但没有净化其意愿上的健康、向上等说辞，反而仅仅是“封杀”令，告知世人，权力就等于暴力，社会反馈就表现为：作为权利伸张的伴生物，暴力快感成了每个人内心的渴求。

恐怖主义具有了新的汉语内涵，它和具体的权限、能力以及资源无关，它自动飞起来，笼罩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安向所有的阶层传递，尽管不安的性质不同。如果伸张话语权是一种正常的权力流转的话，没有权力流转机制做担保，那么正常的权力流转就会发展成暴力流转，回到以暴抗暴的自然社会状态。遏制暴力繁殖的保证就是权力流转机制，社会具备健全的沟通渠道，公平分配话语权，进行平等的理性交流，如果“大汉之风”可以自办电台，自印出版物，宣讲自己的历史观，那么他见到阎老先生的时候，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火气。

问题

我与一位积极进取的同事共用一间小办公室，尽管他比我小25岁，但他已达到与我同等的水平了。多数情况下，我们相处得不错。但他频繁给妻子打电话，这让我抓狂。他会用令人作呕的声音问道：“你好啊，亲爱的小喜鹊。”然后就与妻子谈起一天的琐事。更糟的是，他们3个月大的孩子现在能够听电话了，他开始跟他的孩子说 “嗒嗒嗒”。每次当他拿起电话听筒，我就会紧张，我害怕听到接下来那些如苍蝇般嗡嗡的无聊谈话。我该怎么办？

作者为英国前外交大臣、英中协会名誉主席杰弗里• 豪勋爵(Geoffrey Howe)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30年前。而我率领英国代表团访华，“商讨包括人权在内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则是在16年前。将“人权”这个词纳入我们访华的使命并非易事，那的确是一个重大成就。鉴于北京今年主办奥运会，媒体报道聚焦在中国的人权记录上，目前正是对此加以评价的良好时机。同时，我们也许应该借此机会，平衡一下那些对中国现状的无情批评——在我看来，那些批评非黑即白，过于简单。

今非昔比

早在1978年8月，我以英国财政部影子大臣的身份应邀访华。当时，中国仍未摆脱文革阴影，我有机会了解中国的一些情况，从而建立了一个心理准绳；此后的30年，我得以用这一标准衡量中国的发展。

那时，“四人帮”是一切问题的替罪羊，东山再起的邓小平刚刚复出。我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是北京落后的、属于第三世界的机场，还有那条从机场通向市内、灯光昏暗、狭窄的公路。而我最重要的记忆（来自于我们10日访华行程的最后一天），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一家“法院”。它位于上海公安局之内，看不出有任何庭审活动迹象。我们能够找到的两位“法官”，都是退休的将军。在这两位法官的宣判记录中，没有无罪之人。

现在，让我把时间快进到今日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启用的北京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它比整个希思罗机场规模还要大；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筹办奥运会之际，新建的、现代的标志性建筑所呈现出的一片都市景象；以及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极为出色的变化步伐。在这种宏大的背景下，如果有人声称，中国在经济、社会和公民权利上都没有做出任何相应的改善，那将是过于苛刻。与我初次访华时相比，如今普通中国人所享有的个人自由，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那么显著。但自1978年以后，中国一直采取措施，建立司法体系的基本支柱。这与以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治”，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人治”正是文革的特点。自1992年我率团访华以来，中国一直在力图建设法治社会，而这种努力基本上没有间断过。毫无疑问，中国的执法常常落后于立法；但包含人权保护内容立法的绝对数量（实际上还有质量），的确是令人瞩目的。

在国际法方面，中国签署并批准了《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已签署、但尚未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在国内法律方面，对于保释制度和辩护律师而言，1996年通过的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开始承认无罪推定原则。

这一目标一直没有完全落实，司法体系也需要不断更新。但在确立被告公平审判权方面，上述变化都是重大的进步。2004年，中国在宪法中加入了必须尊重并保护人权的修订条例，这也同样是重大的进步。此后，中国没有止步不前。今年，中国颁布新《劳动合同法》今年1月开始施行)，在保护员工权利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该法要求劳资双方签订书面聘用合同，不得任意解雇员工。新修订的《律师法》今年6月施行)，增强了辩护律师的作用和权利。因此，这从而提高了公平审判的可能性。

中国的崛起

我们也不应否认中国在过去10年取得的、令人称道的成就：即让逾1.5亿人摆脱了赤贫状况。1992年，江泽民向我率领的代表团表示，解决人民的温饱是他的首要任务。而上述情况表明，中国令人瞩目地完成了这一目标。从亚洲一些国家的角度来看，今日中国简直是一个富饶之邦。这的确是一些难民的看法，他们近来选择并能够从朝鲜逃往中国。我从他们的传单上读到以下的一段话：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允许拥有个人房产和财产……农业收成归自己所有……还有居住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旅行和何时出行的自由。”

此类基准十分重要，任何社会都有理由为上述进步感到自豪。但在多数媒体有关现代中国的报道中，上述进步并未得到应有的认可。自然，对近来有关中国人权记录状况报道的平衡而言，上述进步却没有份量。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认知上的差距？有人认为，中国应在实现、尤其是在实现公民权和政治权上做出更大努力；这种观点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合理的？更具体地说，在今年主办奥运的背景下，中国应该（或能够）在这方面做出多大的努力？